姨父留下的這些財產…….(圖)

謝道淵:1946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。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49年至1952年5月,先后在燕京大學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、團總支書記、黨總支副書記、書記等職務。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學先后擔任黨委副書記兼統戰委員、宣傳部長。197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。1983年調至中國國家圖書館,任黨委書記、副館長。1988年1月離休。2014年7月13日因病搶救無效去世,享年89 歲。源自中國國家圖書館檔案。

“一句話,我的姨父在我印象中就象人們看電影喜歡猜角色一樣,一看就是個好人的好人,能舉的例子太多了……. —海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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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道淵:院系調整的見證人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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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學新聞系。一進學校的時候,我的夢想是當一個新聞記者,在考入燕京之前,我是對文學有興趣,我的想法是先當一個跟實際接 觸比較緊密的新聞記者先積累資料,然后進行文學創作。但是后來我卻一天新聞記者也沒有當過。進入到學校之后,當學生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念書,同時也參加了 一些活動,逐漸地接觸到地下黨的外圍組織,是屬于北方系統的。后來就入了黨,最后我又參加了學校里的學生自治會。

1948年,東北學聯為了爭取一些基本的權利進行了請愿,當時傅作義的軍隊槍殺了請愿的一個學生,這件事情當時被稱為“七五血案”。華北學聯組織了互 援會支持東北學聯,華北學聯由四個人來負責,清華一個,北大一個,師范大學一個,還有燕京的,就是我。當時我被組織上命名為互援會宣傳部的負責人。當時華 北學聯和東北學聯聯合起來組成了請愿團,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愿。我們先是到了上海,住在徐家匯的交大校園里面。另外還有一些同學先到南京去聯系,后來知 道他們當時住在中央大學。我記得當時先是讓東北的學生講,控訴國民黨如何屠殺學生。我們還和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聯系,以便能夠獲得一些物質上的幫助。后來在南京的同學在那里聯系好了,我們這些在上海的同學也一起到了南京,也住在中央大學。在南京,我們向國民黨的行政院進行了請愿。當時接待我們的是 國民黨政府的秘書長,姓張。那個人勸我們:“你們不要受共產黨的利用,要安心讀書。”我們則對著他控訴了一番國民黨的罪行。

很快,我們又撤回了上海。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趕上國民黨的“八?一九”大逮捕。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就把我們轉移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。在后來我就跟著燕京的入學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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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八?一九”大逮捕之后,國民黨的特務想把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爭奪過去,地下黨就組織學生搞競選。當時還組織了不少辯論會,當時我已經是參加組織的人 了,所以被推選為學生主席團的成員,專門負責學生自治會的工作。當時黨內的聯系都是單線進行的,聯系我的人告訴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到了1948年年底, 眼看就要解放了,當時共產黨的部隊還沒有來到北京,國民黨已經撤走了。經常有些守舊勢力沖到學校里來,學生自治會就組織了保衛校園的活動,這個活動就是我 和其他的幾個同學一起組織的。后來就迎接解放,我在學校里組織了同學們迎接解放軍進城。

解放前夕,解放區的學聯在石家莊開會。當時石家莊已經解放了,我和清華的王火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到石家莊參加會議。沿途走到良鄉的時候,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,還接見了我們倆,當時說了些什么現在都忘記了,只記得曾經有這么件事情。之后我和王火坐著那個驢子拉的車,一路到了石家莊。那時候,在我們的眼 里,石家莊就是比較大的城市了。當時石家莊的市長柯慶施接見了我們,之后我們就開始參加會議,會議的內容是準備全國的解放,但是具體的內容我都不記得了。 然后我和王火就從石家莊返回北京。回來的時候,我們是跟著薄一波同志一起回來的。薄一波同志當時任華北局的書記,當時他要到北京來,帶了一個排的警衛保護 他的安全。我和王火跟保衛薄一波的戰士一塊兒坐著大卡車回到了北京。

大概是回來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,正好趕上迎接解放,解放軍進城。然后就是北京地下黨開會,在老師大院門里面,在那的會議里,北京的地下黨員第一次公開了身份。當時好多領導都出席了那次會議,有林彪、聶榮臻等人。以前我和很多人雖然認識,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黨員,這時候見了就都明白了,“噢,原 來你也是共產黨員。”

參加完了會議,我回到了學校。一邊念書,一邊繼續作學生自治會的工作。因為燕京這個學校并不是很大,所以沒有團委,只是叫團總支。到了1949年的年 底,學校里原來的團總支書記調到團市委去了,組織上就讓我擔任團總支書記,擔任了團總支書記之后,我就脫產了,當時我還差一個學期就要畢業了。不過最后學 校還是給?我文憑。從那之后,我開始負責青年團的工作。主要主持一些會議,有時候還給《中國青年》寫一些東西。當時張定在團中央,有時候也找我寫些東西。

謝道淵:院系調整的見證人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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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就是1950年了。在那一年,燕京原來的黨總支書記林舒晉想去搞學問,好像為此還受到了領導的批評。之后林就脫離了組織,黨總支書記也就換成了龐文第。龐文第做黨總支書記也沒有多長時間,組織上就安排我做黨總支書記。該開始做的時候,市委指示我,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張東昌商量,張那時擔任清華的黨 委書記,住在工字廳。那時候,思想改造運動已經快要開始了。

沒有多久,市委派了一個工作組來到了燕京。組織上要求我也參加,我被分去進行宗教學院的思想改造工作。當時正是抗美援朝,學校里要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 化侵略影響。在我負責的宗教學院,組織上要求我要向人們講清楚,可以允許有宗教信仰并且保護信仰自由,但是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系。我當時就按照這個思路 在宗教學院展開了工作。當時主要是批評了趙紫宸,不過相對于之后的運動,當時的批評是比較溫和的。對于其他的人只是動員他們進行了自我批評。至于具體的過 程,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異,基本上開會聽報告。運動開始的時候,有些過激的人找到我談話,說從此之后不再信教了。我就跟那些人講道理,說明并不是不讓他 們信教,只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系就行了。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個神學院,宗教學院整個就搬到了那里。趙紫宸也到了那里,不過一直到院系調整,出于統戰 關系,組織上每隔一段時間都讓我去看望趙,問問他是否有什么要求。大中同志講到的展覽會的情形,我基本上沒有參與,因為那時院系調整馬上就要開始了,我開 始轉入到了院系調整的工作中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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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級關于院系調整的文件是什么時候下達到燕京的?我還真不記得了。當時很單純,領導讓做什么就做什么,也沒有什么想法,總覺得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。院 系調整開始的時候也有一個工作組,當時是由市委學校工作部派來的,在學校里面成立了大學工作委員會,主要負責人是宋碩和彭佩云,具體的事務好像彭佩云負責 的比較多一些。我主要是負責和北大方面進行交涉。當時北大的負責人是張群玉,是北大的書記。其他的?還有王學珍、王孝亭、謝青等人,都是北大黨委的。當時 我們幾個人終日在一起商量,院系調整應該怎么進行。當時開會都是在沙灘進行的,張群玉給我打個電話,我就過去了,記得當時還有市委大學部的一些人。當時討 論的一個重要內容,就是從黨委來講,三校(北大、清華、燕京)如何很好地團結,大家怎么很好地相處,從我們干部來講就是不要有門戶之見。其他的內容實在是 記不得了,但是我記得當時開會的頻率還挺高,差不多幾天就開一次。在燕京那時候,組織上已經對陸志韋作了安排,不再擔任燕京大學的校長,而是被調到中科院 的語言研究所去當研究員,后來他就一直呆在語言研究所。調走陸志韋,是上面有關的部門安排的,應該是比較高的部門,但是至于高到哪個級別我就不知道了。陸 志韋被調走之后,學校的工作暫時由翁獨健同志代理。翦伯贊就是在那段時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統戰工作,擔任燕京大學的歷史系主任,但是當時還有的燕京的學者看不上他。在沒有公開身份之前,因為都是單線聯系,所以跟我們也沒有什么來往,我當時跟他的接觸并不是很多。經過商量,北大保留文理,工學院分到清華, 醫學院農學院都獨立出去成立北京醫科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。當時清華沒有派干部參與院系調整,但是還?派了一個人來。至于燕京,當時好像還保留著社會學,取 消社會學好像還是后來的事情。家政學當時就取消了,宗教學院轉到了北京剛成立的那個神學院那里。這些調整當然都是教育部定的。當時還有一個情況,那就是燕 京和北大的教授們怎么調整。北大是有些人離開,有些人留下。燕京則是有些人被調到北大,其實就是留在了他們生活的燕園,有些人則被分到別的地方去。當時好 像還從別的學校調了一些哲學教授來到北大。對于院系調整,由于剛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,燕京人倒是沒有表現出多少不同意見。

謝道淵:院系調整的見證人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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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系調整之后,北大就從沙灘搬到了燕園,讓人值得欣慰的是,北大對于燕京原來的面貌保護得算是比較好的,像就在燕園附近的民族大學,梁思成原來設計的 校園就完全被破壞了。北大的校長是馬寅初馬老,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調來了做學校的行政工作,實際上是負責校長的工作,馬老并不管實際上的事情。為了加 強黨委的管理,當時還從部隊調來一個叫李胡的同志,級別相當高,他跟我們接觸很少,好像性格上比較孤僻。李胡做了沒有多久,覺得自己不太適應學校的環境, 就走了,后來就調來了別的同志,是個非常好的人。當時的黨委還不是管理一切的,是起監督保證工作的。所以江校長并沒有兼任黨委書記。江校長是個大好人,沒 想到后來……真是呀!現在好多事情都記不清楚了,但是想到過去的老同志就傷心,很多人都不得善終。

院系調整之后,學校就開始學習蘇聯了,什么都學習蘇聯,搞什么六節一貫制(大笑),現在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合理了,你想想,六節課一口氣上下來,人能不 餓嗎?當時還請了很多蘇聯專家,學校里還有蘇聯顧問。政治課也由蘇聯專家來講,我因為是黨委的成員,還要去聽,其實他們講得很一般化,沒有什么意思。燕京 大學原來的那套教學方式,從此之后再也沒有人提及了。

后記 – 陳遠:

有一次和朋友們吃飯,他們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,就問我:“有個謝道淵,你知道吧?”正巧那段時間我在看有關謝道淵的資料,正在準備關于他的 采訪,知道謝道淵在院系調整之前在燕京擔任過黨總支書記,之后又在北京大學擔任黨委副書記,從這個經歷判斷,謝道淵應該是院系調整過程中燕京大學消失的核 心人物。我就說我正準備去他那里。那個朋友就笑:“他有點怪。”關于謝道淵的怪,我多多少少也聽說過一些,他不喜歡談及自己的過去,也不喜歡接受媒體的采 訪。

我開始給謝道淵打電話的時候,說明了自己的想法,他跟我說:“好像沒有什么可談的。”我連忙說出了介紹人的名字,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,算是謝道淵原來 的上級,他才同意我去。到了他的家里,謝道淵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怪,很慈祥的一個老人。但是我們的談話卻不怎么順利,他好像完全忘記了過去,回不到原來的 場景,這讓我有點氣餒,幾乎以為這個采訪就要失敗了。我做了最后的嘗試,從謝道淵接觸到地下黨組織開始談起,這時候,謝道淵的話才慢慢多起來。

一點一點地,我們談到院系調整中的燕京,謝道淵的敘述簡潔,較少涉及到自己,平淡得幾乎是在講別人經歷的事情,仿佛他并不是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。這讓 我想起了斯諾在《西行漫記》中的一段話:“共產黨員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,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后,他就把自己丟開了。如果你不重復地問 他,你不會聽到任何關于他自己的事情的……”謝道淵的情形雖然有所不同,但是可以觸類旁通。

在訪問的最后,我向謝道淵問及北大社教的有關情況,那是另外一場謝道淵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沖擊的運動,他顯得很激動:“我不過是個馴服工具。馴服工具 嘛,自然是領導怎么說我就怎么做,但是到頭來我卻做錯了。”看著老人有些傷心,我沒有問下去,不過,當我整理完這篇口述,卻理解了這其中許多“組織安排” “讓做什么就做什么”的含義。

附后:

采訪者陳遠:歷史百人會發起人,近代史學者。多年來關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、文化生態變遷、知識分子研究等題目,近年來主要從事燕京大學的史料收集以及相關研究。著有《燕京大學1919-1952》《消逝的燕京》等。

同大多數人一樣,陳遠對燕京大學的最初認識,來源于毛澤東的那篇雄文《別了,司徒雷登》。直到十多年前,一次偶然的機會,還在石家莊一所工科院校念書的他, 在舊書店里翻到一篇寫司徒雷登的文章,口徑卻與毛文章中的司徒形象截然相反。一個說“是”,一個說“非”,司徒雷登究竟何許人也?早已過了“盡信書”年紀 的陳遠開始不斷搜集有關司徒的材料,并且嘗試著寫了一篇《教育家司徒雷登》。文章甫一刊出,被多家報刊轉載。“一方面滿足了我當時的虛榮心,另一方面也誘 發了我潛心研究的決心。”誰料舊書店的老板看了文章,非但沒有夸贊,反倒嫌陳遠寫得太淺。原來這位叫王長生的舊書店老板,本就專攻民國私立教育研究。在他 的指點下,陳遠學會如何著手進一步深挖司徒的資料;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,這篇文章不知怎么被燕大校友會看到,并收入《燕大校友通訊》和他們編著的“司徒雷 登紀念冊”里。“不得不佩服燕京人做事的細致,那時候誰也不認識我,但是他們能找到我的地址,把校友通訊和紀念冊寄到我的手里。”因此機緣,陳遠幸運地趕 上了燕京老人生命旅途的末班車。從口述到完稿,前后歷經十年,陳遠說,《燕京大學1919-1952》出版著實讓他松了一口氣,“這是我對關心我的那些前 輩,以及幫助過我的那些燕京老人的答卷。”

燕京人的服務精神

南都:寫作前你先后采訪了二三十位燕京大學的老人,他們身上有哪些獨特的氣質?

陳 遠:燕京人身上除了民國時期學人普遍具備的風骨之外,還有一種獨特的高貴和優雅,這種高貴的優雅是什么呢?過去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,現在可以明確地 說,是服務精神,一種非常真摯的熱情,用一句我很喜歡的古話說,叫“正其誼不謀其利,明其道不計其功”。也就是一種絲毫不帶功利心的服務精神。

南都:你說的“服務精神”跟燕京大學的校訓“因真理、得自由、以服務”有無關系?

陳 遠:關系很大。過去的每一所大學都有不同的校訓,但在研究過程中我確實感受到,燕京的精神可謂“深入骨髓”。我在做口述的過程中碰到很多燕大的老人,他們 談起母校來都會提及校訓,也會講校訓對他們的影響。但是每個人的理解不盡相同。比如蔣彥永當年頂著巨大的壓力披露SA?R?S(非典)。再比如一位叫國仲 元的燕京老人,他原先在美國使館工作,退休之后非常熱心社會事務,每周都要去做義工。前幾年,他還幫忙聯系了一批美國抗戰老兵回中國,到當年戰斗過的地方 故地重游。每當我碰到問題,國老還會給我推薦合適的采訪對象。

做口述史是相互妥協的過程

南都:所以整個口述工作也是水到渠成嗎?

陳 遠:中間偶有卡殼。當時我準備采訪謝道淵先生,他曾任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、黨總支書記,是燕京北大清華三校院系調整的核心當事人。別人都說“他有點 怪”,上世紀50年代很多事情他都經歷過,但他從來不接受媒體采訪,我在約訪時同樣受阻。后來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?我采訪到了他原來的上級張大中,曾任 北京市副市長。經過張老的引薦,謝道淵非常爽快地答應接受采訪。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那代人始終對組織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情感。記得那次采訪在同謝道淵聊完燕京 大學后,我向他問及北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,他特別激動:“我不過是個馴服工具。馴服工具嘛,自然是領導怎么說我就怎么做,但是到頭來我卻做錯了。” 我想,包括在燕京院系調整的過程中,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執行組織的命令,但是最后責任落在他身上他不理解,他不認為組織錯了,既然組織沒有錯,他執行組織 的命令怎么會有錯呢?這個彎始終繞不過來,也折射出上世紀50年代知識分子在經歷了一系列運動的一種異化。正如夏衍在一篇回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者的文 章中所講,這些革命者在加入組織前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,但是在加入組織之后,身上的個人色彩不見了。

南都:除了當事人口述,有關燕京大學的資料上,你是如何取舍的呢?

陳?遠?: 我?原本是想把燕京的全貌呈現出來,但是它涉及到中國教育史、學術史、政治史乃至社會史等方方面面,這些不是一本書的篇幅可以容納的。遇到這個問題的時 候,這本書已經寫了一半篇幅,大約10萬字。這個過程既糾結又痛苦,但我還是把過去的稿子舍棄掉,調轉船頭,選擇了一個新切入點:一所大學和一個國家的互 動。因為與當時同類的教會大學相比,沒有哪所教會大學能像燕京大學一樣對中國的政治介入如此之深,而且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都跟燕京大學有關系。

在 這本書即將收尾時,我給余英時先生打電話,希望在出版之前讓他看一下書稿。他第一句話就問我:“國內沒什么人做燕大的研究,我推想你接觸到的材料也有限。 你看了哪些材料?西方的材料你接觸多少?”我告訴他,海外的資料能夠搜集的我都搜集到了,我知道西方有個人也寫過一本燕京大學的書,巧的是,作者還是余先 生的學生。一是我避開了跟此書角度上的沖突,再者,我的敘述重心落在“燕京大學跟中國的互動以及它針對外部環境所做的自我調適”這個角度上。余先生聽了很 感興趣,欣然答應了看書稿,并且在百忙之中給我做了答復,后來我向余先生請求,我可不可以把他的答復作為書的序言,余先生也慨然應允。

南都:涉及燕大院系調整的最后一章“燕京的消亡”是不是最棘手的?

陳 遠:關于燕大院系調整,首先是采訪上的困難。我目前采訪到的張大中、謝道淵,已算是最核心的當事人了,但更高層面的當事人都已不在世。我在采訪張、謝二位 先生時,幾乎是步步緊逼,但是遇到關鍵問題,他們總是不太愿意提,或有意回避,或輕描淡寫。再就是跟我做事的原則有關,有些老人我不忍心去問。這些老人都 已年近耄耋,我每問一個問題,就會想,這對老人來說是不是一種傷害?這樣做,對我來說是一個遺憾,但起碼不給當事人帶來痛苦,我覺得跟我的研究比起來,這 個更重要。

在寫作中,凡是在世的人,在那段歷史中的表現我都沒有寫進去。燕京消失對于他們來說幾乎是60多年抹不去的疼痛。而消失 之前那一段歲月,對于很多人來講是不堪回首的,因為那段時期有女兒批斗父親,兒子打老子。平時一些我們仰視的人,在這段時期的表現有種種讓我們難以承受的 情況。我作為“局外人”都有這樣的感受,試想對當事人來說,重提舊事就是再一次的傷害。

口述史本身是一個相互妥協的過程,首先要尊重口述者,所以在這一章的取舍上我很糾結。但即使這樣,那個時代以及上層的決策如何一步步地走過來這個方面,我自己覺得梳理得尚可,也算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白。

司徒雷登:圣徒與梟雄的結合體

南都:你把燕京大學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———司徒雷登時期、梅貽寶時期、陸志韋時期。你怎么看待上述三位對燕大發展的作用?

陳 遠:首先需要說明的一點是,燕大從1919年創立,到1952年消失,可以說都是司徒雷登時期,梅貽寶和陸志韋也是燕大史上非常重要的校長,但從整體上來 說司徒一直是這所大學的靈魂。具體到我書中的三段分期,司徒雷登時期,是燕大從無名的學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成長時期,注重于學術本身,符合教育的規律; 梅貽寶時期是燕大的動蕩時期,在戰亂之下,燕大可以說是中日、中美、美日各方矛盾的聚焦點,但也保持較高的學術水平,可以說是平穩的過渡階段;陸志韋執掌 后的燕大是一步步走向消亡的階段。因為那時辦大學不是遵循著教育本質,而是要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。即使燕大在嘗試著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式,它依然沒有逃脫被 撤銷的命運,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。燕大從創建之時起,就跟外部環境有沖突,對它來說幾乎都是生死存亡的關口,但是每一次它都可以化解掉,能夠利用當時的矛 盾做出一個對自身發展有利的調試。但是最后這一次,它在自我調試這方面力度是最大的,但也是唯一失敗的一次調試。

南都:在研究燕京大學和寫作的過程中,你對司徒雷登這位燕京校長在認識上經歷了哪些變化?

陳 遠:沒有研究之前,受了領袖雄文的影響,司徒雷登在我腦海里面的樣子跟大多數人是一樣的,這個人不是個好人。而在我自己逐漸搜集司徒雷登以及燕京材料的初 期階段,司徒雷登在我心里儼然是一位“圣徒”,沒有任何瑕疵:待人接物方面,燕大初期,他能夠記住每一個學生,那時候學校規模小,但也實屬難得;燕京每一 個人的喜事和喪事,大多都是由司徒雷登主持和幫忙張羅的,例如冰心的婚禮,證婚人和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;甚至是一個校工去世了,司徒雷登也會給他辦喪事; 每年六一兒童節,小孩們一定是在司徒雷登家里過。而在教育方面,燕大在司徒雷登接手時,真是一文不值的爛攤子,財政極度虧空,他自己籌款讓燕大成為一個世 界一流的大學。

但隨著材料的積累,我發現司徒雷登也有常人的一面。在他創辦燕大之前,教派之中有開明派和保守派兩股勢力斗爭,作為 開明派的司徒雷登遭遇慘敗,所以他對權力的欲望始終存在。在燕大早期人員設置上,他為什么選劉廷芳?劉是中國第一代基督徒,他和西方教派的關系也很好,不 至于招人反感,而且可以讓司徒雷登在與教派的斗爭中有一個緩沖。另一方面,司徒雷登的攬權也頗受微詞。校長陸志韋在司徒雷登60歲生日時,寫了一篇文章祝 壽,說“這位老先生,學校里的事情事無巨細他都要管”。言下之意,作為校務長的司徒雷登凡事事必躬親,那還要校長干什么呢?包括一些燕京老人在口述中也聊 到,司徒雷登在校園里的每一個部門幾乎都有眼線,包括校工、老媽子都有可能是。你今天干了什么事,第二天他就能知道。

所以在這個階 段我感覺到,司徒雷登是圣人和梟雄的結合體。實際上大多數傳教士都有兩面性,我認為不沖突也不矛盾,屬人之常情。研究歷史最基本的是不能把研究對象“神 化”。也因此,在研究的后期,我更傾向于把我自己代入史料,感覺在和這些人物聊天,然后思考:如果是我,我會怎么做?他做這個反應背后的動機是什么?

民國大學的啟示

南都:在你看來燕大教育體制、理念對當下的中國高校教育有何啟示?

陳 遠:當下我們談民國大學,總希望找到啟示和借鑒,其實大可不必,為什么呢?因為當下沒有那種環境和氛圍存在。大學應該是姿態各異,不是我向誰看齊就可以走 向成功的。我們都有一個共識,民國大學是比較成功的。但我覺得要在大的方面學習,一方面是教育理念,另一方面是教育格局。那時候,北大和清華不一樣,清華 和南開不一樣,南開跟燕京不一樣,甚至西南聯大跟之前聯合而成那三所學校氣質都不一樣,這是為什么?因為當時的教育環境相對來說是自由的。學術研究基本前 提就是自由,沒有自由一切無從談起。當下的大學校長是行政任命的,與其說是對大學負責,不如說是向任命他的上一級負責。

再者,民國 時期的大學教育形成了國立大學、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三足鼎立的局面,這三種大學彼此可以相互補充,但是又有競爭。私立大學、教會大學,按說都跟政府沒有關 系,但辦得好,政府會有財政上的支持。反之,國立大學辦得不好,政府會在財政上縮減,完全是以學術水平作為標準。反觀今天,大學無論辦得好壞總有財政撥 款。民國時期的私立大學,辦校經費主要靠自己籌集,但當它碰到優秀學生,會減免學費甚至不要錢也讓你讀。相對來說,燕京在當時確實算得上一所貴族學校,即 使是這樣,他們在碰到優秀人才的時候都是吸納過去,聚天下英才而育之。(記者邵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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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姨媽還健在。圖為北大英語系教師聚會,由左至右林筠因、趙詔熊、吳柱存夫人、李賦寧、石幼珊(我姨媽)- 海黛注